心理教育
最新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心理教育 > 人际情感 > 正文

群体舆论传播挣扎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基于罗尔事件舆论发酵的心理学思考

发布时间: 2017-1-3 8:21:12 浏览次数:564次 编辑:管理员


罗尔事件的主角罗一笑去世了,但留给我们的悲伤,愤怒和困惑依然存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呢?

 

罗尔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叙述其作为一名父亲在女儿罗一笑白血病治疗期间的心路历程,短短几日阅读量接近1亿。11月25日,“P2P观察”公众号介入,转发一次捐赠一元,同时开通转账和赞赏功能。11月30日凌晨,赞赏迅速冲破上限,数额仅1小时内就超过了100万元。然而仅仅几小时后网友迅速倒戈,了解“事实”后引发群体愤怒,罗尔成为口诛笔伐的骗子。这是指数级增长的爱心对网络慈善真实性的再一次考验,两次相隔时间如此之短的舆论发酵事件更是引发人们的思考。


本文尝试从心理学视角分析前后两次舆论发酵事件,将事件定格在11月30日凌晨到上午短短几小时,考量前者网友爱心泛滥,后者群体性愤怒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动机背后的机制。

 

大量转发背后是人们共情泛滥。根据黄翯青、苏彦捷的双过程模型(黄翯青,苏彦捷, 2012; Kahneman, 2012),共情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在该事件中的体现非常明显。

当知觉到他人的情绪线索时,个体会产生情绪唤醒,即情绪共情(Decety & Lamm,2006),而且对人的情绪共情速度更快(Hoffman, 1981),激活大脑镜像神经系统中的共享表征,将他人的情绪自动地转化成自己的情绪,体验到他人的感受(Decety & Meyer, 2008; Preston & de Waal, 2002)罗尔真情流露和告白的方式引发了每一个读者内心的情绪共情,尤其是在当前理性主导的时代,真情流露少,告白式的文章迅速引发人们的关注。鼠类研究发现对痛苦的情绪感染特别敏感(Jordan & Mogil, 2006),人类能够通过“模拟”方式对他人的情绪进行快速的模仿和复制,从而感受到他人的情绪(Preston & de Waal,2002),阅读故事或者想象等抽象方式都能够激发成熟个体对他人的情绪共情(Lamm & Singer, 2010),“以己度人”,通过阅读,感同身受,换位思考(或者投射)如果自己是当事人会是怎样的焦灼与痛苦,那么读者内在唤起的也是几乎相同的痛苦感受和同情。或许还因为生病的是一个儿童,小小年纪的悲剧,让人们的共情更添一分。这个过程是不由自主和自动化的,因而人们无法随意控制其发生和强度(黄翯青,苏彦捷,2012),尤其是上升到群体层面,也就是说,文章虽朴实无华,但正是真情告白,不自觉地唤起读者的情绪,让每一位读者产生极强的代入感。这是网友阅读文章后赞赏的情感基础。


有别于众筹、微博等公众平台,朋友圈形塑了一个小型熟人社会的平台,同时微信公众号提供六度分离理论(Six Degree of Separation)的实施空间,甚至缩短分离距离(Russell, 2011),在这样的节点上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共情会受到文化的影响(Cassels, Chan, Chung, & Birch, 2010),基于朋友圈熟人社会的信任、集体主义文化助长了这种共情因素,让我们看到了朋友圈的刷屏行为。

 

生理基础上,或许情感宣泄还使读者分泌催产素,进一步增加社会互信(social trust),促进共情泛滥,而且是同种族之间的共情(Ma, et al.,2016),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朋友圈比一般众筹平台更具传播能力,基于现代网络的人际信任形成了共情泛滥,借由情绪类似原子弹的链式反应迅速传播开来。这是网友疯狂转发的现实基础。

 

从情绪感染到行为呈现过程中,转发行为,涉及到共情的第二个过程——认知共情,即能够突破刻板的情绪感染,指向对于他人情感的理解并实现行动帮助他人(张慧,苏彦捷,2008)。从时间来看,刷屏行为集中于凌晨,青年群体为主力,根据发展观点的双过程模型,青年群体一方面情绪共情出于上升期,另一方面认知共情达到巅峰状态(黄翯青,苏彦捷,2012),情绪共情会不断受到认知因素的调节,使得人们愿意通过行为表达自己对朋友的同情和关怀。而且这种转发行为是不带成本的,更有第三方(小铜人公司)捐赠笑笑一元钱带来的情感收益。如此实现了营销的成功,1元的局限甚至激发了那些强烈情绪唤起,希望捐赠更多金钱的人们直接通过唯一的渠道赞赏进行捐助。这是刷屏阶段的行为基础。


综上,我们发现人们针对罗尔的真情告白,每一个个体激发对罗一笑小朋友的共情心理引起了群体性泛滥,导致了一小时内的朋友圈疯狂刷屏行为,赞赏和第三方捐款数额迅速上升。但是通过与众筹等机制对比,人们在此次朋友圈刷屏中似乎缺乏了理性的判断能力。

人脑存在相互抑制的两套系统,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当情感共情系统高强度工作时,理性系统无法同时激活工作,解释了人们为何在同情泛滥时,认知资源占据,完全被带入群体情绪感染中,很难理性思考。面对孩子的病情,形成注意盲视,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让人们只关注情感因素而忽略了真实,如现代儿童白血病治疗的边界,或者简单的,就连关于事实真伪确认的想法都没有出现,直接为一个没有提供任何理性数据支持的“筹款”行动捐钱,而后者往往出现了众筹平台捐款行为之前。

相信不会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共情中无法自拔,自然有理性者存在,但是在那样一个刷屏时间,为何朋友圈中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理性的话。朋友圈中的从众(conformity)解释了这一现象,“当我的朋友们都在刷屏,而我没有是不是显得我没有爱心。”正是因为这种对与同类群体对立的压力,促使人们在罗尔刷屏行为中从众,而且和勒庞的乌合之众不同,人们还是基于群体情绪感染实施从众行为,加之凌晨一点半,情境塑造的时间压力加大了群体认同压力,“当我看到一点半的时候连续十多条转发消息,我也就不得不转发了”。对于理性的人,他只有克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调整自己的意向,甚至看到笑笑可爱的照片与病床上的痛苦对比,他们抛弃理性,从为孩子好出发,为自己从众的不理智行为提供解释。

                                                                                                         

几小时后的第二波舆论浪潮来源于另一个传播媒体——微博,与朋友圈不同,前者形塑了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取信息。微博空间的互信度明显低于朋友圈,且信息传递更为迅猛。一开始披露事实的是医生,医生这一群体由于其职业惯性,理性系统长期工作,能够及时披露真实情况。信息社会的我们不可能置身于信息秩序之外,对信息的批判,须从信息内部出发,而我们常缺乏对内部的判断需要有人引领(Scott Lash,2009),这群体引领者是网络大V,帮助群体确认舆论导向。医生和网络大V的巧合,成为人们理性思考自身转发和疯狂赞赏行为唤起的始源,人们开始关注到具体的事实真相。

人们之所以慷慨解囊,是源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一般来说,发文求助是为了救孩子而倾家荡产、身无分文,所以一开始经由心理捷径直接产生共情,在极短的时间内捐款百万帮助罗尔,可是未曾料及他隐瞒真相——有房有车,能够支付并不太高的医疗费,以及儿童白血病因为社会福利的完善和现代医疗的发展,并非完全不可治愈。Kahneman认为人是厌恶损失的,如同心理账户上的沉没成本(sunk costs),人们发现罗尔的文章消费了自己的爱心、自己的共情成为沉没成本,被罗尔这个骗子收归己有时,以及那些捐钱的人自己可能都无房无车,生病时无人照料、没有社会帮助,这样的悬崖式的落差(对后者可以是相对剥夺)激发人们的负性情绪。皮亚杰认为一致性是人们反映认识论的基础(石向实,2006),当人们发现前后一致性被打破,从而产生不安情绪,最终激发人们对罗尔和小铜人公司的愤怒。公众承诺和现实的不一致也会引发舆论的负面情绪(Robert, 2015),当人们了解事实发现罗尔“圈钱骗局”时,产生不信任的泛化(generalization),怀疑罗尔和小铜人公司的筹款是否真的用在孩子治疗或是如其所说,成立基金会救治更多的白血病患者。罗尔本人,信任危机,一败涂地。

这种普遍性的、不可遏止的愤怒一时间传播迅速,与前一次舆论情绪相反,全部指向罗尔和小铜人的恶意营销,当人们谴责不当事件时,它们会加速指向被认为应承担责任一方(Strathern,2005)。Facebook的网络研究表明带有负面情绪的舆论传播速度更快(Adam, 2012),所以批判的想法伴随着对罗尔欺骗行为的情绪,或许是人们怕打脸,借由微博这一新平台迅速传播开来。同样,此时对依旧缺乏理性判断的人们,或许也存在从众的一面。

 

当我们去反思网友的愤怒来源和言论的时候,发现人们将这一事件直接上升到社会层面,和当前频发的冷漠社会现象挂钩,指责的理由在于罗尔消费了人们的爱心和信任,对以后的类似的网络慈善事业是一场“打击”,使得人与人之间互信的门槛被人为提高,帮助他人的成本额外增加,让急需帮助的人,失去了被帮助的可能。人们总是想了很多。此时的人们,少见单纯对罗尔本人或事件本身的批评(以及很少看到人们对于这一新的募捐方式的争议),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阐释做出批判的原因,在评论的灰色区域影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人们细致地思考了罗尔的骗钱行为,但人们一定只在思考事件本身么?根据精神分析的投射(projection)原理,或许正是源自人们对于网络慈善的不安全性、欺骗性以及当代医疗、房地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相对剥夺的不满,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这样一件事表露出来。或许是真地表达批评和愤怒,或许是个体对社会的反思,希望凭借这样的事件唤起更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大量的舆论背后,我们猜不到网友的真实想法。这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舆论空间,公与私的界限模糊在网络之中,自身诉求和思索寄寓在社会群体事件中成为“隐藏的文本”,借由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问题宣泄引发人们的共鸣,进一步伴随情绪传播开来。可以说互联网在各群体舆论事件中并没有发挥一种独特的媒介力量,而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舆论,创造了自己的中间地带,最大限度地“穿行于越来越宽广的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思考。


我们发现,罗尔事件前后相隔仅仅几小时的截然不同的舆论浪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特点,更具情绪特征,强化共同情绪,扩大影响范围,更容易两极化(王俊秀,2016)

 

罗尔事件中没有“乌合之众”,鲜有“吃瓜群众”,每一个人都拥有自身的价值判断。罗尔事件或许是一个起点,其舆论本身带领我们思考的是这个社会在媒体带动下迅速的群体一致性和极强的共识能力,以及人们对社会道义、人性善良的拷问。


但无论如何,希望爱心继续,希望人们能够跳脱出朋友圈爱心,在更多的救助平台上给予更多需要帮助人以信任和支持。

 

祝社会信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新常态。


(文章转载自彭凯平微信公众号)